文|沐熙
编辑|沐熙
说起陶渊明，大家想到的大概都是那句"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"，这个形象，清高、安逸、与世无争。
可谁也想不到，这般超然隐士，私下也有着普通父亲的烦恼。
他一生共育五个儿子，偏偏个个懒散贪玩，不爱读书不求上进，整日浑浑噩噩度日。
看着孩子们毫无出息的模样，陶渊明满心无奈又“恨铁不成钢”，索性提笔写下诗作直言数落。
素来恬淡悠然的田园诗人，为何会写下这般直白的训子诗文呢？
那首让人又好气又想笑的诗
《责子》这首诗写于陶渊明四十多岁的时候。那时候他在田间干活，腰越来越酸，腿越来越沉，年轻时候有的那股劲儿消磨得差不多了。
这首诗的原文是：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，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
当时他从地里回来，抬头看了看院子里几个儿子，心里翻涌着说不清楚的情绪，坐下来提起笔，把憋在胸口的话全写了出来。
五个儿子，名字分别是俨、俟、份、佚、佟。
在诗里，陶渊明一个一个点名，把每个孩子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半句遮掩。
老大阿舒，懒惰的程度让陶渊明直接在诗里写下"懒惰故无匹"，意思是他的懒，在同龄人里头翻遍了也找不出第二个。
老二阿宣快到十五岁，正是读书最要紧的年纪，对文章诗书却一点兴趣都没有，"而不爱文术"，就这么直白地记在诗里，没有半分客气。其余几个孩子年纪尚小，陶渊明扫了几眼，也觉得看不出什么有出息的苗头。
诗的末尾，陶渊明说了一句：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！意思是：这大概是天命，我也没什么办法，只好端起酒来喝了！
这个收尾方式，放在今天读起来有点像自嘲，放在东晋那个年代，却需要相当大的心理承受能力。
那个年头，读书做官是家里男丁的正经出路，尤其对有些家世的人来说，儿子的前途就是家族的颜面。
五个儿子一条正路都没走上，换别的父亲，早就气得掀桌子了。陶渊明选择了写诗，选择了自嘲，把这件憋屈的事，变成一首让后人读了忍不住发笑的文字。
写完，情绪疏解了，酒喝了，该怎么过日子还是怎么过日子。
这首诗流传下来，让人读了先笑，笑完回过神，又觉得诗里面藏着什么，说不准是什么，只是隐约感觉这个父亲，心里其实比看上去平和得多。
那个说辞官就辞官的倔脾气
要说清楚陶渊明为什么能用这种态度面对不成器的儿子，得先搞明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他的曾祖父陶侃，是两晋之交相当有名的人物。陶侃出身低微，年轻时候既没有显赫的家世可以撑腰，也没有靠山可以依附，全靠自己一刀一枪在乱世里打出名堂。
他在军事上极有天赋，一场接一场的战事里积累功劳，最终坐到了大司马的位置，还拿到了长沙公的封号。这在讲究门第出身的东晋，算是相当罕见的成就。
陶侃去世后，家族的风光没能接续下去。
他的后人们虽然也做官，祖父陶茂担任过武昌太守，父亲陶逸也做过姿城太守，但在那个极度看重士族门第的社会里，陶家始终没能真正挤进顶级士族的圈子，这种边缘感，像是家族基因里带着的一道暗伤。
陶渊明父亲死得早，这一下把家里的底子打薄了许多。他从小在并不宽裕的环境里长大，没有享受过那种衣食无忧的日子，早早就知道日子得自己去撑。
长大之后，他走上仕途，做过江州祭酒，也担任过其他官职。官场那套规矩，他从骨子里不适应。东晋的官场讲出身，讲逢迎，讲见到上级要低头哈腰。陶渊明这个人，就是弯不了这个腰。
最出名的那次，发生在他做彭泽县令的时候。郡里派了督邮来视察，下边的人告诉他，要换上整齐的官服，备好礼数，去正式迎接。
陶渊明站在那儿，沉默了片刻，开口说：我不能为了这五斗米的俸禄，去向这么一个小吏点头低头！
话说完，当天就递了辞呈，收拾东西回家种地去了。
辞官这件事，说着轻巧，真要做，身上得有一股狠劲儿。
官职一旦没了，每月的俸禄断了，家里老小的吃喝全靠那几亩薄田。陶渊明不可能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照样去做了。
这个人，骨子里就是这么犟，认定的事，不管代价是什么，都往前走。正是这股性格，支撑着他往后几十年的田园生活，也支撑着他在写完《责子》之后，依然能端起酒来，把那口闷气喝下去。
前后两段婚姻，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
陶渊明这一生娶过两任妻子，两段婚姻走向完全不同，却都深刻地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状态。
第一任妻子，史书上留下的信息少得可怜，就五个字："始室丧其偏"。"偏"是配偶的意思，这句话说的是，他的第一任妻子先他而去了。
连她姓什么都没有留下记载，更别说她的长相、性情这些细节。能确认的是，她走的时候很年轻，二十多岁就去世了。那时候陶渊明才三十岁，两个人都还正当年，家里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人照料。
妻子走后，陶渊明既要独自抚养孩子，又要想办法维持生计，那一段时间的难处，在他后来的一些诗作里隐约可以感受到。
他不是那种喜欢把悲伤大张旗鼓写出来的人，情绪往里压着，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，日子继续往前走。
几年之后，他迎娶了第二任妻子翟氏。翟氏出身普通人家，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背景，却是个极有主见的女人。
有一件事，最能看出翟氏的性格。陶渊明有一回打算把家里的三顷田地全部用来种秫米。秫米是酿酒的原料，他好这一口，想着自家有酒随时可以喝，这个盘算让他颇为满意。
翟氏听完，直接就反对了。她的理由很实在：家里人要吃饭，总不能把地全用来种酿酒的东西，口粮的事得先顾上。两个人为这件事来回商量，最后各退一步，一半地种秫米，另一半种粳稻留作口粮。
这个细节说明翟氏不是那种凡事顺着丈夫来的人。她清楚家里的实际情况，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要紧的，也敢把自己的判断说出来，陶渊明在她的坚持面前，选择了妥协。
陶渊明辞官之后，家里的日子紧了很多。翟氏没有抱怨，跟丈夫一起下地干活。
史书上留下的画面是"夫耕于前，妻锄于后"，陶渊明在前面犁地，翟氏跟在后边锄草，两个人一起在田间劳作，天亮出门，天黑收工。
就是这么一个女人，把陶渊明那种清贫的田园生活从想法变成了真实可以过下去的日子，她是他那片田园里最扎实的那道根基。
骂儿诗背后那片真实的桃花源
陶渊明写过《桃花源记》，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、人人安居的理想世界。那篇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，"世外桃源"四个字，后来成了无数人对理想生活的代称。
外人读《桃花源记》，往往觉得那是陶渊明对现实的逃离，是一个文人在无处发泄的时候构建出来的幻想世界。这个理解没有错，却不完整。
他一边描绘那个虚构的地方，一边也在自己真实的生活里，一点一点地靠近他心里真正想要的那种状态。
辞官之后，他种地，喝酒，写诗，看着院子里几个儿子撒欢跑。五个儿子，没有一个走上仕途，没有一个在功名上给他撑起颜面。《责子》这首诗，把这件事写得明明白白，没有遮掩，也没有美化。
写完这首诗，陶渊明并没有因此跟儿子们翻脸，也没有逼着他们去做他们不擅长的事。
东晋那个年代，父亲对子弟的管束多是强制性的，读书、应试、做官，这是整个社会运转的逻辑，有点家世的父亲，几乎没有人敢公开放弃这套路子。
陶渊明偏偏跳出来了，他写了首吐槽诗，写完接受了儿子们本来的样子，该干嘛还是干嘛。
这种接受，不是认输，也不是什么都无所谓。他在诗里写过，自己年老体衰，干活越来越吃力，心里是真的盼过儿子们能成器，这个念头是真实存在过的。念头落了空，他没有让余下的岁月在愤懑里消磨掉。
五个儿子陪着他过完了那些耕作的年份。田间地头，院子里，就是一家人生活的地方。庄稼收成好的年份，一家人能吃饱；收成差的年份，紧一紧腰带，也过去了。
陶渊明晚年的诗里，写田园风景，写饮酒闲适，偶尔也写到孩子们在身边的那种感觉，那些诗里没有太多宏大的东西，读起来却有一种脚踏实地的质感。
《责子》让后人读了发笑，笑完再细想，这个在东晋末年田间地头过日子的父亲，骂过儿子、接受了儿子、又陪着儿子一起把日子走到了头，这件事本身，已经是他找到的那片桃花源了。
他那首"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"，不是在描述一个遥远的理想，而是他真实过着的那种生活——翟氏在旁边锄地，几个不成器的儿子在院子里跑，一壶米酒放在手边，这就是他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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